你走，我不送你；你来，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

国立成都大学原牌楼。

少年梁实秋。

何兆武在西北联大期间。

齐邦元.王凯

又是一个学年，我把孩子送去跟妈妈读书。 母亲在上海读书，从华北到东北，跨越千山万水。 临行前，父子告别，母亲流泪。 可见，送别是件悲伤的事，梁实秋为何在文中说：“你若去，我不送；若你来，风吹雨打，我接你。”

梁实秋那一代学者是中国最早接受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年轻时就读于国外名校，接受的是相对规范的学历教育。 将近一百年过去了，他们初入学院时，是什么样子的？ 跟明天的女儿有什么区别？

梁实秋眼中的北大园

1915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读书。当时，北京大学还是留美预备中学，不归教育部管辖。 市长由外交部任命。

梁实秋才十四岁，没出过远门。 女儿听说北大毕业后要漂洋过海去留学。 她急得哭了，但这个决定是梁实秋的妈妈做的。 她似有不甘，又似无可奈何。 毅力。

开学的时候已经是夏天了，梁实秋拿着行李去复旦大学报到。 梁家住在天津，北大在郊区，父亲出门还在哭。 梁实秋也第一次尝到了分别的滋味。 多年后，他在《清华八年》中写道：“我真正体会到了一颗幼小的心离开母亲外出求学的感觉——说是‘第二次’也不为过。回奶'。”

北大园原为前清朝的东园。 旁边不大。 有两扇铁门。 花园里绿草如茵，非常整洁。 梁实秋很喜欢。

北大中学生来自全省各地，可以看到每个城市的地方语言，也可以看到各地的风土人情。 连下了三个晚上的大雨，福建的朋友大吵大闹地打来电话：“下雪了！下雨了！南方的中学生大都没有见过雪。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，争先恐后地互相诉说。” ，让梁实秋等人看得目瞪口呆。

也有想家的中学生。 梁实秋有个朋友在上海。 由于语言不通，又没有人可以交流，他的孤独和纠结让他患上了精神障碍。 他整天用法语喊：“我要回去！” 与外省的朋友相比，梁实秋是幸运的。 他可以每个星期天回去，在家好好吃饭，晚上回来。 不过，当时北大对返中学生的管理非常严格。 带着父母的信，提前三天办好手续，拿到写有自己名字的牌匾，交给看门人，才可以离开学校。 通常他们不允许跨出大门。

当时，北京大学分为高级科目和二级科目两部分。 刚入学的新生为二级学科，学制四年； 学校对新生也很严格。 他们每天晚上7：00早起，7：20吃晚饭，每人四碟泡菜，三个馒头，不限量粥。 梁实秋有起床的习惯，从不耽误吃饭，更不会被老师责罚。

中学生只允许带少量零钱，其他钱必须存入建行。 中学生虽然很少有花钱的机会，但伙食本来是免费的，今年梁实秋开始收取一半的费用，每月三元，洗袜子两元，开学时交一次。 中学生只花理发和饼干的钱，一次理发一毛钱。 中学有个食堂卖果汁、零食、花生、栗子，可以在宿舍买吃。 严禁在路上吃饼干。

因为是留美预备中学，所以北大的课程设置是不一样的。 晚上，英语、数学、地理、西方历史、生物、化学、物理、心理学等全部用法语授课，使用英国出版的教材，大部分班主任也都在。 第一部分是乌克兰语； 晚上语文、历史、哲学、伦理学、修辞学等用英语授课，使用英文教材。 大多数老师都是中国老先生。 这样安排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加强英语教学，但中学生和中学生普遍忽视了英语课程。 他们需要通过上午的课程，而晚上的课程是随机的。 这也成为当时北大教育的一大短板。

何兆武在联合国大学的生活

历史学家何兆武原籍广东九江。 1939年考入西北联合大学，先后就读土木、历史、中外文四个系。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荒谬的。

何兆武原本是北工大附中的一名初中生。 抗战爆发，他回到四川老家，考入中央大学附中。 后来，中学搬到了西安。 何兆武在广州考区参加了高考。

抗战前，高考在各校区分开进行。 1938年后改为省联考，分西安、昆明、成都、重庆、西安、兰州、桂林等七八个考区。 统一入学考试。 这和明天一样 中考快结束了。 1939年37年版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被拆，何兆武在广州考区应试。 三个志愿报考了西北联大，一个报了机械系，一个报了土木系，还有一个被他忘记了。 后来，他被土木工程系选中。

当时西北联大正在广州办学，何兆武对它印象很好。 晚年，他在自传中回忆道：“来到广州，感觉天气特别好，真是蓝天，连武汉都难得见到这么美的地方。蓝天。在广东，一整天都在下雪，几乎没有阴天。其实四川也下雪了，只是雨后的阳光很美，心情也很好。”

何兆武喜欢西北联大，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——自由。 组成联合国大学的清华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都是南方的学院。 战前，北平和唐山不在国军直接管辖之下。 他们有自由的传统。 喊口号，不用晚睡起床，中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课，只读自己喜欢的书。 那些都非常符合何兆武的胃口。 多年后回首往事，何兆武觉得联合国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出如此多的人才，与这些自由办学理念密不可分。

何兆武刚进入联合国大学时，学的是土木工程。 他选择这个专业纯属巧合。 上小学时，他读了丰子恺的《西方建筑演讲》，觉得很有趣，就想学建筑。 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兴趣不在这里，就想换部门。 那时候调部门很方便。 只要学分足够，他可以随意转学，学分不够可以补上。 何兆武自幼生活在北平，对皇宫和历史感兴趣，因此辍学，后来读英文和外文——从这件事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自由派精神。联合国大学。

抗日时期，条件很差。 联大的宿舍都是上下铺，四十多人住一间，非常拥挤。 何兆武与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汪曾祺同住一间卧室。 在他的印象中，汪曾祺很有中国名媛的风范，留着一头长发，穿着一件只有两颗扣子的破烂长袍，脚踩一双没跟的鞋。 何况，也饮。 汪曾祺是英语系沉从文的中学生。 后来，他继承了老师的文风。 他的文笔优美，可读性强。 他在艺术界独树一帜，有“最后的士大夫”之誉。

联大的生活其实很艰苦，但没有钱学习，吃住，所以中学生无后顾之忧，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。 中学附近有很多茶馆，联大的中学生经常去那里聊天学习。 有一次，何兆武在茶馆里认识了化学系的杨振宁和黄坤聊天。 黄坤问杨振宁：“爱因斯坦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，你看看，你看到了吗？” 杨说看到了，黄问他怎么想的，杨振宁轻蔑地说：“没有创新，你这么糊涂。” 两人的对话让何兆武有些意外，虽然这是联合国大学的中学生。 他从不相信权威，也敢于挑战权威。

刚刚进入厦门大学的齐邦元

齐邦元是读者特别喜欢的日本学者、诗人。 她的《巨流河》讲述了中日两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。 文字温婉质朴，有着不凡的魅惑魅力。

齐邦元的女儿齐世英是民国初年西北的精英。 她早年留学日本，后来参加了郭松龄的叛乱。 抗战结束后，齐邦元随父亲到上海，就读于南开小学。 高考时，齐邦远希望她能远行，独立自主。 她的第一志愿是东北联合大学哲学系，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，第三志愿是东北联合大学。 外语系。 当时，中央书院就在上海永川家门前，齐邦元不肯应试。 后来，她被北京大学哲学系选中。

当时，上海学院已迁至云南昭通。 1943年8月末，齐邦元离家赴厦门大学学习。 走的那天37年版武汉大学校门牌坊被拆，上海下着倾盆大雨，忙得“撞到额头勺子”的儿子来为父亲送行。 齐邦远带了一个小包和一卷被褥。 被褥卷用毯子包住被子和裤子，卷成椭圆形，里面扣着一个搪瓷脸盆，外面加了一张油布，用粗草绳扎紧。 几年或六年后，齐邦远在法国机场看到同样的行李卷时，感到亲切——这似乎是普世智慧，摊开行李卷就是一个家。

齐邦元记忆中的大学生活，是从小女生宿舍开始的。 中学仓促西迁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。 四川大学女生宿舍位于成都白塔大街。 这是一座木结构的四层楼房，有个好听的名字“白宫”。 “白宫”最初是教会为了培养牧师而建造的。 自成一院，可容纳千人。 “白宫”由一位矮小无毛的工人老姚管理。 他身穿黑布大衣，对姑娘们严加看管。

齐邦远的下铺是物理系的赵小兰。 她来的早了几天，已经熟悉了情况，就带着齐邦远找了餐厅、浴室和公厕。 刚离家的齐邦元开始想家了。 三天的晚上，齐邦远都觉得床在微微晃动，就问赵小兰：“睡不着吗？” 家……”在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两个女孩子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。

三天后，老姚把教务处的通知递给了齐邦元，让她见朱光潜院长。 朱光潜是天下名士，为什么要见他？ 齐邦远不解。 到了教务处，朱光潜问齐邦元：“你统考分到了哲学系，但你的汉语很好，在全校排名第一，为什么不学哲学系？”外语系？” 外语系。

朱光潜很隐晦地告诉齐邦元，自己看过她的作品，太感性了。 虽然他没有钻研哲学的悟性，但厦门大学搬到这么偏远的地方，师资难寻，哲学系的一些课程也无法开设。 他建议齐邦元改学日语。 如果他同意，他就可以做她的导师，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。

朱光潜的话把齐邦元看得神魂颠倒，之前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。 她将其作为一生的事业，将西方文学引入香港，并向西方世界推广具有代表性的日本文学。